十年浩劫中的沂南县
十年浩劫中的沂南县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对党的组织是一次最严重的破坏。
沂南县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党的各级组织普遍遭到冲击，从党组织瘫痪到组织生活停顿，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斗争，经历了一个极不正常的历史时期。原沂南县委、县人委的领导机构被以“造反派”为主体的“革命委员会”所取代。运动从开始“破四旧”，“扫除一切牛鬼蛇神”到层层夺权；从“反逆流”“反复辟”“批林批孔”到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自始至终贯穿一条极端的错误路线，给全县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。整个运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67年2月，即从“文革”开始到县委、县人委被“造反派”夺权。第二阶段从1967年2月到1971年8月，即从各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委、县人委党、政、财、文一切大权至中共沂南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。第三阶段，从1971年8月至1976年10月，即从沂南县第三届委员会产生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地方“支左”曾起到过稳定形势的作用，但由于军队“支左”只能是执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总的错误方针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发展方向。
1976年10月，“四人邦”被粉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场十年灾难至此结束。
第一阶段县委、县人委被夺权
1966年5月16日，中央发出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（即5·16通知）。8月8日，中央又发出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，沂南县的“文化大革命”陆续开始。
沂南县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是与“四清”运动交错进行的。1966年6月20日，沂南县委成立了“文化革命”领导小组，随之，按中央部署首先向沂南第一中学派出“文化革命”工作组，其他学校也在较短时间内派出工作组，力图领导组织教师和学生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。1966年8月20日，中共沂南县委发出《关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坚持贯彻执行中央“决定”和“公报”精神，进一步开展三大革命运动的意见》，号召全县群众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，解决两种思想、两条道路斗争问题，斗垮斗倒斗臭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。通过大鸣大放、大字报的方法，揭开阶级斗争盖子，掀起大学、大讲、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高潮。并决定抽调县直机关干部和农村知识青年390人，以重点帮助铜井、苏村、河阳、辛集4个区，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运动。从此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由文化教育界引向了社会。8月，沂南县委派往临沂、日照两县三个公社的“四清”工作队撤回，县委又决定分配到本县的部分区、大队去，继续搞“三大革命”（即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）运动，亦称“小社教”运动。运动的核心同“四清”运动和已经开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一致，都是搞阶级斗争。这样一来，学校、农村都在划分“左、中、右”，通过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开展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活动。学校的教职员工首当其冲，全县中学教职员以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为中心，人人过关，部分人员被批判，定为“黑帮”“牛鬼蛇神”。11月13日 沂南县供销合作社通知：为支持红卫兵串连活动，沿途饭店要设立“欢迎红卫兵长征队茶水站”，设立红卫兵就餐专桌。在价格上只收成本，不要利润，个别无钱无票的可让“红卫兵”打条记账。
随着贯彻《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》和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迅速扩大到党政机关及各条战线。12月，全县展开“四大”（即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）“破四旧”（即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）运动，随后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了对一些所谓“牛鬼蛇神”实行抄家、揪斗。全县有2000多户被查抄，查出及交出的大批古书画等被付之一炬，大批古迹、文物被捣毁。1966年底，沂南县的整个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下，形势急转直下，各种造反组织纷纷成立。从学校的学生开始，出现了全国性的大串联。社会秩序日趋混乱，打倒一切，怀疑一切，掀起了揪斗、游街、罢官高潮。县委、县人委等党政领导和机关陷入困境，工作机构的功能已基本停止运转，全县陷入了大动乱之中。
第二阶段层层夺权到全面瘫痪
第二阶段，从夺权到第三次党代会召开。1967年在上海“一月风暴”的影响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发生了急剧恶性变化，掀起了层层夺权的高潮。
1967年1月下旬，在县机关内部曾演出了一次规模不大的“夺权”闹剧，由于是县机关内部搞的，社会上几个“造反派”组织不予承认。2月3日，“沂南地区各革命造反团体联合会”宣告成立，选出委员29人，其中常委9人。2月14日，各造反派团体大联合夺权，召开了誓师大会，迫使县委书记朱凤九，副书记马承时、郭淑吉、支玉斌，县委常委朱富胜、黄家义、白廷杰等签订“交权书”，把党、政、财、文各种权力交给各革命造反团体联合会。并宣布自即日起，沂南县委、县人委的书记、副书记、县长、副县长及县委各部委书记、人委的各科局负责人，三日内向联合会报到，听候处理。从此，上行下效，层层掀起夺权、抢权的高潮，“造反派”夺权建立县级以下“革命委员会”1295个。各种“造反组织”成了主宰党、政、财、文大权的全权代表，各级党组织彻底瘫痪，党内生活被迫停止，各级负责人普遍受到批判，全县陷入极度混乱。1967年4月，在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王效禹的指使和策划下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赴临沂调查组于16日召开全区“反逆流”誓师大会，发动“反逆流”运动，沂南县的各造反派组织急剧分裂，重新组合，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，即时称“六大”“八大”。由于各造反派组织内部进行无休止的权力斗争，导致了整个形势的继续恶化。7月17日，王效禹派出调查团到临沂地区，公开表示“六大”是革命“左派”组织，“八大”是“保皇”组织，直接支持一派，打击一派，挑动群众斗群众，把另一派打下去，从此不断发生武斗，党、政、财、文大权落入一派之手。并于1968年3月，成立了所谓军干群“三结合”的沂南县革命委员会。他们掌权之后，搞“百日大批判”。通过批判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揪斗“走资派”“叛徒”“特务”“假党员”，大搞“逼、供、信”。对干部群众挂牌游街，棍打脚踢，“别烧鸡”“举稻草”，进行人身摧残。在长期无休止的迫害中，沂南县委书记被折磨成神经病，常务副县长喝了毒药，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上吊而死，全县有几十人被迫害致死，上百人致残。8月，沂南县开始抓“马匪”（指马陵山一带的一派群众）运动，历时5个多月，共抓“马匪”1000余人，关押40余天，均遭刑讯毒打，数十人重伤致残，3人致死。1968年底，又掀起了“反复旧”运动，将机关干部先是赶入“五七”干校，后又将85%以上的干部下放回家，每人只发6个月的工资。1969年1月1日，县革委召开“精兵简政”大会，县直机关干部家属160户、720人被宣布下放，造成许多人无家可归，生活无着。11月，为了贯彻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“十条”，更由于“文革”动乱形势的延伸和恶化，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。原有的革委会里被结合的领导干部受到了批判和审查，县革委进行“补台”（即充实领导班子）。由于“革命委员会”的频繁更迭，被结合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头头变动异常，整个局势一直处于混乱状态，正常工作无法进行，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。
1970年4月29日，县革委研究决定，设立沂南县革命委员会一打两反办公室，开始“一打两反”。全县中小学教职工在沂南一中开展“一打两反”运动，有122人受到错误批判。9月27日，改称“一打三反”（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、反对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、铺张浪费）运动，至1972年底结束。
1970年10月，经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批准，建立了沂南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。后来，在县革委以下设办公室、政治部、生产指挥部等办事机构。11月，县革委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成立，由唐茂林、朱凤九等7人组成，领导全县的整党建党，首先在机关开始，在县城集中县、社两级干部，举办了整党建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。此后，又举办了整党建党学习班，至1971年底基本结束，全县1053个基层支部进行了重建，17个人民公社建立了新的党委。从此，党的领导作用开始体现，职能部门的作用也开始运转，一直恶化的局势有所好转。但是，由于这次整党建党是在非正常的形势下进行的，“左”的路线仍占统治地位，因此，一些党员无端被整，“突击入党”“突击提干”的现象仍比较突出，给党的组织带来了思想不纯、组织不纯的问题。
1971年5月5日，根据中共中央《关于清查“五一六”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》和省、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部署，县革委核心组决定由县革委核心组副组长朱凤九，成员、军代表刘荆山负责全县清查“五一六”分子的工作。运动结合清理阶级队伍和“一打三反”运动贯彻执行。从清“罪行”到清“组织”，又从清“组织”到清“罪行”。首先在沂南第一中学搞试点，然后举办了县直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及厂矿党支部成员学习班，部署具体做法和政策要求。该运动1972年年底暂告一段落。
10月27日，县委召开教育工作会议。传达贯彻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》和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。从此，《纪要》中提出的“两个基本估计”(即建国后至“文化大革命”的17年，教育界执行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，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)的错误观点，严重影响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。
10月29日 遵照中共中央10月24日重要通知精神，县委决定将林彪叛国事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逐级向全县工、农、兵(指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)传达。会后，县内多次举办学习班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《‘571工程’纪要》和判党判国的罪行。
第三阶段黑暗余威中的一缕曙光
第三阶段，从中共沂南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到粉碎“四人帮”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。1971年8月9日到10日，中共沂南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沂南县城界湖召开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220名，列席代表77名，其中解放军代表40名，占3.28%；干部113名，占9.26%；农村党员代表968名，占79.34%；工人代表33名，占2.71%，代表中年龄最*大的75岁，最小的19岁。毕毓科代表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在会上作了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沿着党的“九大”团结胜利的路线，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》的报告；会议还通过了《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议》；选举产生了中共沂南县第三届委员会。
大会选出的县委委员32名：毕毓科、宋辉泽、朱凤九、李作彦、刘荆山、支玉斌、李经甫、郑树吉、唐茂林、孙立乾、朱茂修、郑兴、史同德、黄家义、王维农、付辉、刘策全、杨曰泉、王明文、邵长福、张安祥、邵长瑞、王家凤、祖洪先、岳福传(女)、梁开江、韩海燕(女)、路全贵、李开和、高廷英(女)、邹学成、赵学芬(女)。
县委常委8名：毕毓科、宋辉泽、朱凤九、支玉斌、刘荆山、李经甫、李作彦、郑树吉，县委书记毕毓科；副书记宋辉泽、朱凤九。
新的县委成立后，县革委改为行政机构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随之撤销。这次党代表大会，虽然批判了王效禹的罪行，强调发挥老干部作用，加强党的建设，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，但会议总的指导思想还是贯彻了党的“九大”的错误路线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仍持肯定态度，对“文革”前的工作和原县委的工作予以否定。这些都是错误的。
1972至1974年，先后增补了支玉斌、马承时、杨宝玺为县委副书记。
1973年8月14日，一派群众组织进驻县第一招待所。至1974年2月，另一派群众组织进驻县第二招待所，成立“批林批孔”联络站。1974年4月11日，两派群众发生武斗，县第一招待所后墙被炸塌。
1973年10月，解放军奉命撤出地方支左工作，参与县委领导的军代表免去职务。2日，经地委同意，朱凤九担任沂南县委书记、县革委会主任，马承时任县委副书记。免去毕毓科县委书记职务，宋辉泽县委副书记、县革委会主任职务。
“文革”后期，在整个形势趋向好转的情况下，1974年1月18日，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，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《林彪与孔孟之道》(材料之一)。随之，一场“批林批孔”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。江青、王洪文提出的所谓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妄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。上行下效，沂南县的一些人也把矛头指向一大批重新出来工作的、并致力于清除“文化大革命”严重后果的老干部。沂南县首先组织全县中小学师生学习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《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》，煽动青年学生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进行批判，使学校秩序再度陷入混乱。在党政机关，某些人搞串联、拉山头、开黑会、围攻老干部、炸招待所、策划夺权活动，使得县委一度无法工作，再次出现瘫痪半瘫痪状态。给人们的思想和干部队伍造成了很坏的后果，给经济建设以很大的干扰和破坏。
4月，县广播站因派性干扰，停播一个月。11月16日，沂南县委决定向沂南一中和沂南师范等学校派驻“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，随后向各公社中小学派驻“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（组）”，搞所谓“斗、批、改”，挫伤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。
1975年春，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，对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军等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。批派性、促团结，抓整顿，抓生产，基本上扫除了“批林批孔”所造成的混乱局面，国民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。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，引起“四人帮”的恐慌，他们利用“反经验主义”“评水浒”活动等各种机会，竭力对整顿进行攻击。毛泽东虽然严厉批评“四人帮”，也批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“怀疑一切、打倒一切”的错误，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工作，但他仍然认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成绩是主要的，不允许系统纠正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。5月，沂南县委号召在全县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热潮。全县大办政治夜校，批判“小生产者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”。在农村经济工作中，到处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限制社员搞家庭副业。有些地方收自留地、自留山，限制农副产品上市，限制社会员赶集外出人数，统一集日。5月18日，召开五级干部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，要求全县各级干部从上到下，从党内到党外，再次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高潮。据 ，参加学习的人数达32万人，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297期，建立各种类型的政治夜校912所。
1975年秋，毛泽东批评邓小平“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”。1976年3月又错误地发动了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，整顿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。使刚见成效的全面整顿又被扼杀了，已经好转的正常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又被打乱了，整个局势再度陷入了混乱状态。8月28日，《 红旗杂志 》发表评论员文章《重视对〈水浒〉的评论》。 8月31日，《 人民日报 》发表署名“竺方明”的文章《评〈水浒〉》，其中说：“刘少奇、林彪一类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、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。” 9月4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开展对〈水浒〉的评论》。之后，沂南县党政机关和文教单位开展了一场评《水浒》、批宋江、“批投降派”运动。
1976年10月，我党一举粉碎了江青、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反革命集团，全县干部群众以各种形式庆祝，掀起批判“四人帮”的高潮。至年底，县委开始组织清查与“四人帮”有牵连的人和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内乱到此结束。
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”，呵呵，这个词用得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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